【声明：为阅读方便，本文用第一人称写故事，情节虚构处理，切勿对号入座！个人独创的文章，拒绝搬运抄袭！】
望着桌前那张薄薄的转业申请书，团首长陈光明眉头紧锁，语气中透着不舍。我叹了口气，双手紧握在一起，指节发白。那是1979年的冬天，我在部队已经整整十年，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团里的政治指导员。
我叫王建国，1969年参军入伍，那时候我才18岁，怀揣着保家卫国的热血理想，穿上了那身绿色军装。入伍第一天，老班长就对我说：小王啊，当兵不容易，要忍得住委屈，耐得住寂寞。我点点头，将这句话深深刻在心里。十年来，我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但如今，一纸转业申请却道出了我内心的挣扎。
首长，家里情况特殊，母亲病重需要照顾，妻子一个人带着孩子，实在是分身乏术啊。我低着头，声音有些哽咽。其实，这只是原因之一。那年头，许多战友都选择转业回地方，安安稳稳找个铁饭碗。特别是1978年以后，随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推进，部队精简整编，很多人穿着军装回到地方，有些战友已经写信告诉我，他们在县里的粮食局、供销社都安排了不错的工作。
陈首长叹了口气：建国啊，你是咱们团里的骨干啊，政治素质过硬，五公里负重考核始终名列前茅，我实在是舍不得你走啊！他站起身，踱步到窗前，背对着我继续说道：国家对部队有新的战略部署，我们可能要南下了，去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你再考虑考虑？
南下？去哪里？我心里充满疑惑，但也隐约感到一丝期待。首长的话像一颗种子，在我心中生根发芽。那晚，在连队简陋的宿舍里，我拿出妻子刚寄来的信，上面写着母亲的病情略有好转，还有儿子刚学会喊爸爸的消息。我辗转反侧，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我便收回了转业申请。
陈首长拍了拍我的肩膀：好样的！我就知道你小子不会让我失望。咱们部队马上要去广东特区建设，国家要打开南大门了，那边百废待兴，正需要咱们这样的人才！
就这样，1980年春天，我随部队一起南下，来到了广东宝安县的一个叫蛇口的地方。我们驻扎在离深圳渔村不远的营地。那时的南方，对我们这些北方汉子来说，一切都很陌生——潮湿闷热的天气，听不懂的白话方言，遍地的荒坡和低矮的土砖房，与北方大相径庭。
老王，你晓不晓得，有啲乡亲讲我哋系大兵到嚟抢佢哋嘅地？（广东话：老王，你知道吗，有些村民说我们当兵的是来抢他们土地的）战友老李模仿着当地口音，把刚学来的几句广东话挂在嘴边。那些日子，我们不仅要克服语言障碍，还要和当地村民建立信任。
我们的任务很艰巨：平整土地，修建道路，搭建临时设施，为马上就要来临的建设大潮打下基础。每天，我们扛着工兵铲，带着干粮，顶着烈日在荒地上挥汗如雨。晚上回到营房，衣服已经湿透好几轮，晾都晾不干。
王指导员，您说这里线;年轻战士小张擦着汗问我。他刚从东北入伍不久，对南方的一切充满好奇。
我笑着回答：党中央决定在这里建设经济特区，肯定会有大发展。再过几年，这里就会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事实证明，我的预言远远低估了深圳的发展速度。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1981年，第一批外资企业进驻；1982年，中央明白准确地提出深圳特区是一个窗口；到了1983年初，昔日的小渔村已初具特区规模，一些国营大厦拔地而起，外来人口激增，经济活动异常活跃。
作为一支建设部队，我们的工作重心也随着特区建设的推进而变化。从最初的基础设施建设，到后来参与城市治安维护，再到协助特区管理机构处理各类矛盾纠纷。我被安排在团部负责协调军地关系，经常要与特区刚成立的各级部门打交道。
王指导员，这里比咱们老家那个地区(县)要忙多了！我们团的通讯员小刘感叹道。确实，深圳的发展速度令人目不暇接，每天都有新变化。我们这些军人也在潜移默化中受一定的影响，思想观念慢慢转变，开始思考许多以前从未想过的问题。
1983年初，一个重要消息传来：随着特区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央决定对参与特区建设的军队做调整，部分官兵可以就地转业，继续参与特区建设。
老王，听说这次精减整编（当时流行语）力度不小，你有什么打算？战友老李问我。他已经决定跟随部队调往海南岛，继续军旅生涯。
我心里也在犹豫。四年前，我因为家庭原因想要转业却留了下来；如今，组织上提出就地转业的政策，是否要抓住这个机会？转业到特区工作，待遇不错，还能继续为特区建设贡献力量；但脱下这身军装，意味着要告别朝夕相处的战友，告别这个生活了十四年的大家庭。
正当我举棋不定时，营房外来了一辆吉普车。下车的是深圳特区管委会的钟主任，他专程来找陈首长商量干部的事情。
陈团长，我们特区正是用人之际，尤其需要像你们这样有组织能力、有纪律性的干部。如果可能，我想请你推荐几位政治素质好、工作上的能力强的过来工作。钟主任诚恳地说。
陈首长沉思片刻，说道：我们王建国就不错，政治工作经验比较丰富，协调能力强，这几年在特区也积累了不少经验。
经过反复思考，我最终决定接受就地转业的安排。1983年5月，我脱下穿了十四年的军装，成为深圳特区建设者中的一员。转业仪式上，我流下了热泪。陈首长紧紧握住我的手：建国啊，无论在哪里，你都是我们的好战士！
与我一同转业的还有几位战友。张老三选择去了深圳市政府办公室，李大勇去了公安局，而我则被安排到新成立的深圳市经济发展局，负责协调各类经济纠纷和投资引导工作。
刚开始接触这些经济事务，我有些不适应。部队里讲求服从命令、雷厉风行，而地方工作则需要更加多的协商和灵活性。好在军队生活锻炼出的吃苦耐劳精神和执行力，在新工作中也很受欢迎。
我记得转业第一个月，就遇到了一个棘手问题。一家香港投资商计划在深圳开办制衣厂，但与当地村委会在土地使用费上产生分歧。投资商认为价格太高，村委会则坚持这是市场行情。
王，这事儿你去协调一下。局长交代我，既要保护投资者积极性，又要照顾村民利益，平衡好。
那时候，特区还没有完善的法规体系，很多事情需要在实践中摸索。我先后走访了投资商和村委会，了解双方诉求，又查阅了周边地区的相关案例，最终提出了一个方案：村委会适当降低土地使用费，但投资商必须优先雇佣村里的劳动力，并帮助兴建村集体企业。
这个方案最终获得双方认可，投资商顺利落户，村民也得到了实惠。类似的纠纷协调工作，成了我日常的重要内容。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逐渐适应了地方工作的节奏和方式，也对经济特区的发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王建国，你转业后工作不错啊！1984年年终考核会上，局领导这样评价我。这一年，我还有幸参加了视察深圳的服务保障工作，亲耳听到他说：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句话让我们这些特区建设者倍感振奋。
然而，转业地方后，我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诱惑。特区发展迅速，一些人急功近利，钻营取巧，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有一次，一个自称是某领导亲戚的人找到我，希望我能帮忙为他的公司争取一块黄金地段的土地。他约我在一家高档酒店吃饭，席间暗示可以给我丰厚报酬。
，你可能误会了。我放下筷子，正色道：深圳特区的土地审批有严格程序，任何人都必须要按照规定办事。
那人显然没料到我会这样回应，脸上露出尴尬之色。事后，我向局长汇报了这一情况。局长拍拍我肩膀：老王，你这军人作风保持得不错！特区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干部。
转业后第三年，即1986年，我面临了一个意外转折。深圳市决定成立外商投资服务中心，需要一批懂外语、熟悉特区情况的干部。尽管我不懂外语，但因为在协调工作中表现突出，被推荐参加了培训，后来调入了这个新机构。
王，你可要抓紧学习啊，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新单位的领导对我说。
于是，我开始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学习经历。那一年，我已经35岁，每天工作结束后还要挤时间学习英语和国际贸易知识。我买了一盒英语磁带，反复听、反复跟读；又从图书馆借来了厚厚的经济学教材，一点一点啃读。晚上常常学到深夜，第二天天不亮又要早起上班。
老王，你这是要充电上瘾了啊！（当时流行语）战友小张看到我的样子，打趣道。他1983年与我一同转业，在建设局工作。
确实，特区的发展速度令人咋舌。1987年，深圳GDP已经突破100亿元，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作为外商投资服务中心的一员，我见证了一批又一批外资企业的落户，也亲历了特区改革的深入推进。
老王，有时候想想，咱们当初选择留下来，还线年的一天，和我同批转业的李大勇感慨地说。他已经从公安局基层民警升任为科长，工作得风生水起。
我点点头：确实。记得79年我差点转业回北方老家，那时候谁能想到深圳会有今天的发展？
李大勇拍拍我的肩膀：不光是咱们，那些转业回老家的战友，日子也不太好过。前阵子许三才回来看我，说他们那边遇上企业改革，不少人下岗待业，线年那个决定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如果当时我坚持转业回北方，可能就错过了参与特区建设的机会；如果1983年我选择继续跟随部队调动，也不会有后来在特区的经历。每一个选择，都决定了不同的命运。
1989年初，我调任深圳市经济特区发展研究中心，负责特区发展的策略研究和对外交流工作。这一年，我的老首长陈光明也转业到了深圳，在市委组织部工作。多年未见，他已经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
建国啊，你在特区发展得不错啊！陈首长笑着说，想当年，要不是我把你劝住，你就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
我深有感触：是啊，首长慧眼如炬。如今回想起来，那句我们部队马上要去个好地方，改变了我的一生。
陈首长感慨道：谁能想到，当年那个荒芜的小渔村，会变成今天这样繁华的都市？我们军人，虽然脱下了军装，但建设特区的劲头一点都不能少啊！
1992年，南巡讲话后，深圳的发展更加迅猛。作为较早参与特区建设的一批人，我们见证了深圳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全过程，也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这种亲身经历，让我对改革开放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王大哥，您能给我们讲讲特区早期建设的情况吗？1993年，单位来了一批年轻人，他们对特区的历史充满好奇。
我笑着回答：那时候可苦啊！驻扎在简陋的营房里，每天顶着烈日干活，晚上还要轮流站岗放哨。但再苦也值得，因为我们参与了历史的创造。
年轻人们听得入神：王大哥，您当初为什么选择留在深圳呢？
我沉思片刻：1979年，我本想转业回老家，但团首长一句我们部队马上要去个好地方，让我改变了主意；1983年，组织上让我就地转业，继续参与特区建设。这一路走来，虽然艰辛，但我亲身参与了历史的创造，见证了祖国的进步，这种成就感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如今，我已经退休多年，但仍然住在深圳。每当我走在这座城市的街头，看着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熙熙攘攘的人群，繁忙的港口，我都会想起那个决定命运的转折点：1979年的那个冬天，团首长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深圳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我们当初的想象。从经济特区到先行示范区，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到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深圳一直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而我，有幸成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参与者。
如今，每当有年轻人问起我这段经历，我总是告诉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不是你拥有什么，而是你经历了什么，贡献了什么。当年我们参与特区建设，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
昨天，我又收到一封信，是1983年与我一同转业的老战友张老三写来的。信中说，他儿子考上了深圳大学，希望我能给予一些指导。看着信纸上熟悉的字迹，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脱下军装，投身特区建设，用汗水和智慧浇灌这片热土。
李政委，您真的要转业？我们部队马上要去个好地方！每每回想起团首长当年的那句话，我就会感慨万千。人生道路上，有些选择看似微不足道，却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轨迹。而我，幸运地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成为特区建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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