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王登基再次成为现实，短短不足月，已经搅得老美几乎要天翻地覆，当然其中也有马不韦的功劳。这是否是堂而皇之的反智主义？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American Life）的英文版最初于1963年出版。2021年在刚刚进入公版期（公版期是指作品进入公共领域的期限，通常是从作者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开始计算，《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该公约规定了作品的最短保护期限为作者有生之年及其去世后50年。）之后，包括译林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理想国、后浪、汉唐阳光等国内五家出版社或图书出版公司相继推出了中译本。这本书的英文书名是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而国内发行的中译本书名并不一致，至少有《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美国的反智传统》和《美国的反智主义》等三种译名。
在美国立国之初，智识与权力的关系并不算什么问题。当时，领导者就是知识分子。虽然国家推进了民主制的发展，但事务的掌控权其实是在显贵的精英手中：凭借这一点，精英知识分子来去自由，其话语权也令人称羡。由于那时尚未专业化，是通才的时代，因此专家型知识分子的力量可忽略不计；但尽管如此，处于统治阶层的绅士型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的每个部分都是领军人物——如在法庭，在各个专业，在商业，在政治。美国国父既是贤哲，也是科学家，他们受教育面宽，很多人还精通古典学问；他们广泛阅读历史、政治和法律作品，以此来解决现时的紧要问题。在我们的历史中，后世没有一点时代能像那时一样，培养出如此之多的、身为政治领袖的知识分子，如约翰·亚当斯、约翰·狄金森、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乔治·曼森、詹姆斯·威尔逊、乔治·威思（George Wythe）。人们也许会期待，既然这样的人物取得的政治成就正是美国社会的一部分，那么，他们能够永远而且难以辩驳地证明一个真理：作为政治领袖的知识分子，未必就会百无一用、不切实际。
在我们政治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大多数情况下，知识分子都是局外人、仆从或替罪羊，但讽刺的是，美国竟然是由知识分子建立的。美国人民总是珍视对历史的深切的虔敬感，这仅次于他们对林肯，对杜马·马龙所说的实现革命、制定宪法的“伟大一代”的虔敬之情。那么，我们可完全问问：拥有如此开国历史、如此虔敬感的人民，怎么就对政治中的心智不再怀有崇高的尊敬之情了？为什么当大多数国父还健在之时，智识带来的名气就慢慢的变成了政治上的劣势？
诚然，大众民主制取代显贵的精英统治，是后来早晚的事，但是，对于政治中的智识力量的衰弱，咱们不可以一味地把责任归咎给。在党派分野变得尖锐之后不久，精英分子内部就出现了争吵，他们不再看重政治规格。到了1796年，那些在美国革命时期凭借出色的品质和勇气引领时代的人，那些在1787—1788年靠着非凡的预判和才能组建全新的国家政府的人，无可挽回地在旨趣上分化开来；法国革命激起的纠缠不清、狂乱不止的分歧令人遗憾地影响了他们。撰写《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那一代人也起草出了《客籍和煽动叛乱法案》。那一代人杰出的领袖不再团结，政治规格也降低了。尽管同属显贵的阶层，尽管在革命和建国中分享了共同的经验，其观念和学识在本质上也相通，但是，这些都没能阻止他们不顾体面、不顾常识地玩弄政治。政治上的争议，由于沾染了夸大其词的指控——如私通法国间谍，或密谋颠覆基督教，或策划复辟君主制、让国家被英国践踏——故而退变为煽动宣传。国父们并未理解政党的作用，也没有理解忠诚的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的功能，所以，他们听任政治情绪的控制，陷入了让修辞武器有用武之地的争斗中。
甚至是华盛顿，也未能免于毁谤和中伤；但是，托马斯·杰斐逊遭到的抨击才带有鲜明的反智主义特征，他是第一个受此伤害的著名人物；攻击他的人是联邦党和新英格兰建制牧师集团的成员们。他们对杰斐逊的攻击意义深远，因为它表明了杰斐逊具有的、这些敌人相信能用来败坏其名誉的特质，它也为后来的反智主义塑造对手形象提供了先例。1796年，看起来，杰斐逊会接替华盛顿，但是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党众议员威廉·劳顿·史密斯出了一本小册子攻击杰斐逊，认为他没有当总统的资格。史密斯试图证明杰斐逊的“教条式的”（doctrinaire）领导方式会引发动荡，甚至有可能带来危险。史密斯指出，杰斐逊是哲学家，哲学家在政治上总是教条者——这方面的证据如，洛克为卡罗来纳人制定的迂阔的宪法；孔多塞“政治上的愚蠢”；里顿豪斯想要以自己的名义支持费城的民主协会！
哲学家成为政治家之后，他的独特特征就是胆怯、异想天开，爱用某些原则而非真实的人性来进行推理；喜欢把自己的一切措施都建立在某些书房中得来的抽象理论，而非事情和环境的现实状态上；心灵投入政治政策，就变得迟钝；当重大突然的紧急状况需要快速决断和行动力时，性子就摇摆不定。
智识还不是必需，必需的是品性；在这方面，杰斐逊也有缺陷：这位小册子的作者声称，哲学家都极易谄媚，贪求名声，杰斐逊的能力“都用来赢得文章虚名，而非追求国家的实质福利”。华盛顿——就是那位华盛顿，不用多言了：“感谢上帝，伟大的华盛顿不是哲学家；倘若他是，我们就目睹不了他的军功；我们就无法靠他睿智的治国理政繁荣昌盛了。”史密斯恰好发现了一种方法，它可当作标准，用来批评从事政治的知识分子——即将积极的心灵具有的好奇心刻画为对重要事务微不足道，滑稽可笑。他嘲笑杰斐逊的才能就是“钉个蝴蝶、昆虫，设计个转椅”；他还建议杰斐逊的真朋友，或这一个国家的真朋友，都“不要阻止这位平静的哲学家全身心投入这些有用的追求”，不要让他介入政治热情。史密斯表明，杰斐逊的特长“兴许就是让自己在大学里得到一个教授职称，但要说担任总统职务，他也就干到像掌管西部军队那个水平”，这样的话跟后来人反对约翰·昆西·亚当斯的话几乎如出一辙。
在史密斯的攻击中，还有别的一些关键之处预示了后来的政治文献带有的腔调。有一种看法是，军事能力可以检验出一个人是不是具有胜任政治领袖的品格。据认为，政治品格中的主要部分就在军事才能上；甚至在今天，政界的知识分子有时还要提一下自己服兵役的履历，以能抵消掉智识造成的劣势。
到了1800年竞选，反对者已经全无收敛。他们对杰斐逊的思想和品格展开了全面攻击，其用意就是证明：他是一个毫无信仰和道德的危险的煽动家——或者如批评者所言，他“没良心、不信教、无爱心”——而试图以他是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为借口来打垮他，这样的做法仅仅是冰山一角。有人还指控说：杰斐逊跟奴隶私通，生下了个黑白杂种；在美国革命期间，他胆小如鼠；是他引起了法国大革命；他还诽谤华盛顿；他野心勃勃，想当独裁者，想当第二个拿破仑；他空想，爱做梦，不切实际，满口教条；更糟糕的是，他是一个法国式的教条者。
与此同时，反杰斐逊运动还试图把思辨的心灵定性为邪恶和危险之物。据其所说，学问和思辨让杰斐逊成了无神论者。是它们，促使他跟神学家争吵地球的年龄，促使他反对学校里的孩子们阅读《圣经》。这样的反常之举，假如慢慢的出现在一个躲在书斋里的哲学家身上，还算无害，但倘若让杰斐逊在担任总统职务时展现出这些心性，那么于宗教、于社会，都是危险的。他的心灵的抽象性和对文章写作的兴趣，都让他难以胜任实际性的工作。他总是动不动就对政制弄出一套理论：“一切源自经验的思想都受到了斥责。”一位联邦党人写了一本小册子，在里面，他说：“我毫不否认，他如此杰出，因为他拥有耀眼的才华，拥有理论知识，他的文风还典雅精致。”但他接下来说：
正是在法国住了差不多七年，到大革命为止，他就有点变了，他对理论的热衷，对宗教、道德和政治的怀疑，变得强劲、旺盛……杰斐逊先生不仅在哲学和道德领域，而且也在政界，成为著名的理论家。他就是现代法国人所说的“哲人”（philosophe）。
同时代的知名人物也都同意这话。费希尔·阿姆斯（Fisher Ames）认为，杰斐逊“与大多数天才一样……陶醉于体系，对‘一般化的处理’狂热不止，他在做事时，并不像具有实际头脑的普通人那样以层次低，但可靠的事实为基础”。联邦党人作家约瑟夫·丹尼（Joseph Dennie）认为，杰斐逊是“危险的，崇尚自然神论、热衷乌托邦的”法国哲学学派的爱徒。丹尼坦承，“此人有才”，但有的是那种危险、骗人的才华。他读得多，写东西也头头是道。他是文人，是离群索居的文人。他的地盘是他的书房，而不是政府内阁。在书房里，他查查不伦不类的动物的牙齿，再看看非洲人的分泌物，或是班纳克的年历，但这些尚且无害……而在政府的位子上，他的抽象、不实用的玄学政治（metaphysicopolitics）就要么一文不值，要么毒害无穷了。此外，他的原则有一股浓烈的巴黎风味，还配有一堆法国大蒜，这就让整个美国生厌。对美国人来说，哪怕在广袤的平原上“长蒺藜代替麦子，长恶草代替大麦”，也比哲学家影响国家议会，比他赞颂伏尔泰和爱尔维修的作品、图谋跟法国人互通款曲要更好。
卡罗尔顿（Carrollton）的查尔斯·卡罗尔则认为，杰斐逊“是个太过理论化，太空想的政治家，故而，他难以明智地管理这个广阔而不断壮大的联邦的事务”。其中的意思很清楚：年轻的联邦必须学着不要让天才知识分子介入实际事务。
建制派神职者也对杰斐逊发起了煽动性的攻击，原因主要在于，杰斐逊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让他们感到憎恨的联盟。尽管杰斐逊是自然神论者，是一个世俗知识分子，但是，他在福音教派和虔敬主义教派，尤其是浸礼派中鼓动起了许多支持者。杰斐逊对民主的感情颇为知名，这给他们留下了印象；此外，身为反体制派，他们也对杰斐逊主张宽容印象非常深刻。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是建制派教会给他们施加的阻碍，而非对杰斐逊不信教的指控。就这样，杰斐逊以及其他世俗知识分子将虔敬主义教派团结在一起，结成了一个奇特的、对建制正统教会怀有共同敌意的政治同盟。世俗自由派和虔敬派都采取了不同于建制教会的权威标准，前者用的是理性主义批评，后者则是直觉。由于都对建制派教义感到厌恶，在这种压力下，自由派和虔敬派选择暂时忽略彼此的差异，不再看重这样一个事实：一方反对的是所有教义，另一方反对的却是所有建制派。
为了破坏这个同盟，建制派神职者试图证明杰斐逊威胁到了所有基督徒——许多因为站队而感到苦恼的基督徒，毫无疑问都由衷地相信了这一指控。之后，虔敬派和启蒙自由主义者的同盟终于还是破裂了；普通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出现鸿沟，自此以后，它就再也没令人欣慰地得到弥补。但是，在杰斐逊当选时期，自由知识分子和福音派民主的同盟始终还是稳固的。当破裂最终出现时，当大众民主的力量急剧增强，不再受到的显贵领袖约束之时，福音派的势力也制造出了一种反智主义倾向，它所具有的恶意跟建制派神职者反对杰斐逊的那种倾向完全一样，而且其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
先是反对杰斐逊的卑鄙的运动，然后是《客籍和煽动叛乱法案》，这些都表明许多有钱、受过良好教育的联邦党人背叛了宽容和自由这两种文化价值。但很遗憾的是，我们不能认为，在杰斐逊或杰克逊领导时期，更平民化的党派就支持这些价值。平民式党派最终都成为一种原始主义和反智主义民粹思潮的工具，这种思潮对专业技术人员、专家、绅士、学者心存敌意。
甚至在美国早期，对平等的冲动与对所谓的政治专业化（原始形式）和专家知识（后来的形式）的怀疑就联系在了一起。平民派作家对自由人具备的政治能力感到自豪，这能够理解；而且总的来说，他们也有根有据地怀疑，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有钱人试图在政府中达到专断或过分主导的地位。但是，他们的怀疑不仅于此，其中的许多人还对各种各样的形式的知识抱有敌意。在最早期的平民政治思想的某些言论中，反智主义思潮就有所体现。在美国革命时期，一些平民作家就认为，想要节制富人和出身名门者的权力，那么，他们的盟友——知识阶层——也不能放过。1788年，马萨诸塞召开会议决定批准宪法时，一位被推选参会的乡下代表，对宪法提出了反对意见，他的解释如下：
这些律师、知识分子、有钱人，花言巧语，不说实话，哄我们这些没文化的穷人把药吃了；他们却盼着混入国会，盼着成为这部宪法的掌管；他们把权力和钱都攥在手里，然后就像庞然大物利维坦一样，吞噬我们这些小老百姓；主席先生，就是这样，就像鲸鱼吞下约拿。这正是我担心的。
很幸运，有一本政治小册子流传给了我们，它出自一位普通的新英格兰农民，马萨诸塞北比勒利卡（North Billerica）的威廉·曼宁（William Manning）之手。它体现出了，当一个精明激进的民主派美国人将心灵转向政治哲学时，他会有咋样的想法。这本名为《自由的关键》的小册子，气势蓬勃，有着杰斐逊之风，写于1798年党派情绪高涨之时。在书中，有必要注意一下的一点是，曼宁赋予了知识核心地位（“我本人没什么知识，因为在我的一生中，我连六个月的学都没上过，毫无这方面的优势可言”），它是政治斗争中的力量。在原稿中，他开门见山地宣称：“学问和知识是维系自由的必要条件，而且，如果我们没更多的知识，我们就不能长久地支持我们的自由。”但是，对于曼宁来说，学问和知识之所以值得重视，还在于，它们能成为阶级武器。
在曼宁的哲学的核心里，有着一股对知识阶层和有产阶层的深深的怀疑。他看到，商贾、律师、医生、神职人员、国家的行政官和司法官，他们接受的教育，他们拥有的自由时间，他们的职业性质，都让他们有可能团结一致地追求自己的目的，而劳动者却做不到。他认为，在这些阶层中，存在着普遍的对自由政府的厌恶：他们永远都试图破坏它，因为它阻碍了他们满足自己的利益。
他们不顾一切代价和辛苦也要做到这一点，他们第一步自己联合，自己约定，自己呼应，制订统一的计划和方案。商人联合商人，医生联合医生，牧师联合牧师，司法官和行政官凭借各自的专业召集到一起，互相了解思想。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富豪，不劳动就能生存，他们空闲时就可以磋商筹划。所有这些人，因为共同的利益绑在一起，这是最强的团结纽带，他们在一起秘密通气，多数人的利益，还偷他们的钱包。而多数人由于没知识这一手段，故而只能听之任之。
既然知识是追求个人利益的工具，那么“少数人”自然钟爱为自己阶层服务的机构：“少数人总是推崇昂贵的大学、国家的学院和文法学校，这让他们不劳动就能活，还能巩固自己的群体。但是，与之相对的就是廉价的学校和女子学校，这是知识在多数人中得以传播的唯一或主要手段。”在大学或学院里（曼宁想到的肯定是联邦党人的哈佛学院），共和主义原则受到批评，年轻人被灌输的都是帝王思想。曼宁也表示，“教给”这些机构的毕业生的东西“就是维持自己专业的尊贵”——他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让他们太高估自己的服务了，也让宗教服务和教育服务对于多数人来说变得昂贵起来：“因为，当我们聘用布道师或教师时，我们就得到一个如此之高的价码；他们根本不落价，他们的想法都一样：如果少要钱，那就没面子了。”按照曼宁的看法，教师就应该是他在美国现实中的那个样子——成为一个社会地位很低的廉价的雇工。
曼宁教育策略的关键之处就在于此。给普通人的教育，要便宜；而在规划现有的高等教育时，其目的只能是服务基础教育——为普通学校提供廉价的教师。“应该以可行的最便宜、最妥善的方式来促进……教育”——也就是以如下方式：“我们该尽快拥有大量便宜的男女教师，那种便宜的程度就像我们雇用其他劳动力一样。劳动和教育不应该分开，对那些不劳动还能生存的人，要减少他们的数量。”必须说明一点，当曼宁提出这样的建议时，马萨诸塞一直忽视着他所推崇的普通学校教育系统，故而，他的建议还是有道理的。但是，既然他的兴趣在于教育系统的下游，因此，他的建议就是剥夺上游，以将其功能简化为生产廉价的学术劳动力。曼宁认为，高级知识毫无值得培养的内在价值。“教我们的孩子abc”才是必要的，研究学院和古典研究都超出了这个范围，它们“仅仅供绅士的孩子使用，这些领域是给那些不劳动就能生存的人准备的。因为，掌握所有语言知识的人没必要去教孩子阅读、写作和算术，就像农民在犁地时没必要掌握水手的技术一样”。长时间以来，教育就成了少数人的工具；曼宁希望尽可能让它成为多数人的工具。教育具有工具性，因此也就具有从属性，对于这一点，曼宁毫不怀疑；他也并不担心他的高等文化政策会有什么后果——因为归根到底，高等文化都是那些不劳动就能生存者的特权。
教育在这场少数人和多数人的争论中所处的地位，可当作一个合适的例子体现出高等文化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教育夹在了闲适阶层和大众之间：前者只能以有缺陷的方式培养它；而后者强大、不断崛起、崇尚平等，它首先感兴趣的是抹平阶层差异，从特权者身上剥夺掉特权工具。普通人想要保护自身的利益，使用教育来增加自己的社会机遇，这情有可原；但似乎没有人能向普通人证明，如何在实现这样的做法的同时又不损害理智文化。
不可否认的是，曼宁的观点还是有公正之处的，尽管粗暴一些。联邦党人的确占据哈佛学院，专供私用；那么民主派以牙还牙，尽可能占据普通教育，使之作为专有工具，又有何不可？如果他们做成了，就没有更多的哈佛学院了。如果知识阶层只能巩固特权，那么知识阶层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在曼宁写完这本小册子之后差不多一百年，贺拉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声称，其实，美国自耕农（yeoman）还是欣赏而且尊重天才和知识的；但是，他常常发现，他们“关注的是获得财富和享受，而其手段却并不能给他们增加人所拥有的那种闲适，相反，还减少了他们自己专有的闲适”。因此，随着普通人对权利的要求在19世纪美国形成，这种要求就包含了对自由基础教育的规划，但同时，它也伴随着一股针对高等文化的阴郁又阴沉的怀疑，在怀疑中，敌人被创造了出来。
在美国民粹式民主的逻辑中，有个方面是缺失的。阐释这种民主的人，意在缩小，或者尽可能消除美国生活中的阶层差异，让受过良好教育、有资产的领导层处于从属地位。如果由人民来统治，如果人民渴望在统治时让领导层尽可能少地来自受过良好教育和有资产的阶层，那么，他们的向导从何而来呢？当时有一个回答是，它可以来自内部。随着大众民主获得力量和信心，它也增强了这样一种广泛的信念：天生的、直觉的、民间的智慧，优于文人和富人具有的、由教育所得的、过分精细而又自私自利的知识。正如福音派否定知识型宗教和组织正式的神职集团，而支持内心的智慧和直接通达上帝，那么，平等主义政治的拥护者也提出，要放弃受过训练的领导者，而支持直接通达真理的普通人所具有的天然的实际感。在民主派信条的最极端的陈述中，对普通人智慧的偏爱彻底演变为一种激进的平民式的反智主义。
杰斐逊既非反智人士，也不是独断的平等主义者，但甚至是他，似乎有时也支持上面所说的那种偏向。1787年，他在给自己的外甥彼得·卡尔（Peter Carr）写的信中说：“跟一个农夫和一个教授讲一桩道德案例。前者反而判断得当，通常还比后者更好，因为他不会迷失于人为的准则，误入歧途。”杰斐逊表达的仅仅是一个18世纪思想界的传统观念，这个观念就是：上帝已经赐予了人类某些必然的道德情愫。他还不至于断言，农夫在理智上会更高。但是，有人只需要比杰斐逊再前进一步，就可以说，政治问题在本质上正是道德问题，这就为全面批驳政治生活中由教育得来的知识奠定了基础。因为，如果农夫跟教授一样，也理解道德，那么，他同样也可以很好地理解政治；有人很可能得出一个结论（杰斐逊其实不会赞同）：既然不用从任何人那里学习什么，他就无须有知识的领导者。把这个论证再推进一点，就能支持如下的论断：凡一个人向教授了解与自己有关的事情，这就会让他变成低层次的领导者；应该到那些在这方面好像未受教育的公民中去寻找政治领袖。讽刺的是，这种观念恰恰让杰斐逊深受其害。到后来，这样的看法成了杰克逊式民主的战斗口号之一。
事实上，在美国政治中，真正有力、广泛地推动反智主义的第一波力量正是杰克逊运动。它怀疑专家知识，厌恶中央集权，渴望根除固化的建制阶层，它还提出了“人人必有大用”的理论，这些都促使它否定了美国自18世纪以来继承的、绅士控制的政府体系，也否定了知识阶层在国家生活中具有的特殊价值。尽管如此，许多知识分子和文人，尤其是其中的年轻人都支持杰克逊的事业——无疑，这足以证明“知识阶层通常都不同情旨在有利于普通人的运动”这种常见的指责是错误的。诚然，主要的文学季刊都崇尚高雅，而且被控制在反对派辉格党手中。但是，当约翰·L.奥沙利文创办了《评论》后，他也能得到一连串不同政党的知名作家的撰稿。诚然，大部分新英格兰先验主义者的领袖都在政治上超然于外或心存敌意，但是，如奥瑞斯特斯·布朗森、威廉·卡伦·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纳撒尼尔·霍桑、詹姆斯·柯尔克·鲍尔丁（James KirkePaulding）和沃尔特·惠特曼，都以不同程度的诚意和坚定支持新的。
对于这些人的支持，杰克逊阵营表示欢迎，有时候还为之自豪。但是总体来说，知识分子并未得到太多赏识或美名。例外还是有的，最杰出的一个就是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在马萨诸塞，由于人觉得文人和知识分子担任领导还是必要的，他们能够抵挡反对派阵营中的杰出才俊，于是在班克罗夫特三十多岁时，他始终都是中的显要人物。他被聘任为波士顿港的税官，在波尔克任总统时期，又成为海军部长（范·布伦也曾把这一个位置授予过鲍尔丁）；后来还担任了驻英大使。他的影响力让他能为霍桑在波士顿海关谋得职务，并委任布朗森担任海事医院（Marine Hospital）的管事（这却让班克罗夫特遗憾不已）。比起班克罗夫特，霍桑的处境则是另一个极端。他总是被大材小用，迫切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在海关，他只是一个司磅员和收税官。事实上，他要求的职务是作为历史学者去南极探险，换来的却是这个糟糕的岗位（他称之为“痛苦的奴役”）。之后，他谋求塞勒姆邮政局长的职位，但他反倒成了塞勒姆港的商检员。最后，在写了一部他的朋友、学院同窗富兰克林·皮尔斯的竞选传记后，他被授予了驻外领事之职——却是在利物浦。大体上，就知识分子或文人与民心的融洽关系来讲，杰克逊民主时期达到的水平要低于后来的进步时代和新政时代。
1824和1828年，杰克逊与约翰·昆西·亚当斯进行了两次竞争，这为我们对比两派的政治理念提供了完美的研究对象。亚当斯政府恰恰是一个检验性的例子，它证明了在19世纪初期的美国，知识分子的性情已经不适合担任政治领袖。亚当斯是最后一位遵循绅士政府这条老路线的总统，他成为旧秩序的象征，也成为反对知识分子势力伤及的头号牺牲者。他曾在哈佛，以及巴黎、阿姆斯特丹、莱顿、海牙求学；还曾职掌哈佛的修辞术和演说术教席，并有志于撰写史诗；与杰斐逊一样，亚当斯对科学的兴趣非常出名；他还担任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负责人多年；在担任门罗的国务卿期间，他准备了一份讨论度量衡系统的学术性的科学报告，这份报告一直都是经典之作。亚当斯相信，如果这个新的共和国无力发展艺术和科学，那么，它就会“将托付于我们的才华掩埋在地下——这就背叛了最神圣的委托”。他的希望——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都是这样希望的——恰恰就是，联邦政府要在教育和科学发展的国家规划中起到向导和核心的作用。但是，当他提议把华盛顿发展为文化首都时，他就激起了民众对中央集权的厌恶，并让这种厌恶指向了他自己。
在亚当斯向国会做的首次年度咨文中，他提出了一个有利于商业利益的、改善内部环境的网络体系（街道和运河网络），他还吁求了知识阶层第一步是要的几项措施，如：一座位于华盛顿的国立大学；职业的海军学院；国家天文台；继刘易斯和克拉克探险队之后，再开展一场西北部探索之旅；高效的专利局；联邦政府通过新型的行政部门扶助科学。
亚当斯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冒犯了那种傲慢的平民式的国家主义，而杰克逊对此却完全迎合。亚当斯指出，各个欧洲国家，虽然没有幸运地像美国一样拥有自由，却为科学贡献良多；他还斗胆建议，法国、英国、俄国政府的某些政策，在美国不妨都加以效仿。但在那时，就像今天一样，这种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不受欢迎。在如此藐视了美国的自负之后，亚当斯接着敦促国会为科学大力拨款，慷慨解囊，这就又无视了民主派的感情；他甚至用刺激的话向国会领导者建议，可不要“让我们的胳膊直都直不起来，然后跟世界宣布：我们叫全国的选民弄得半身不遂了”。更糟的是，亚当斯还带有挑衅味道地把许多欧洲政府资助建立的天文台说成是“天空的灯塔”。对于这句话，国会一阵窃笑，“灯塔”这个词也一再当着亚当斯的面被人提起。亚当斯自己的内阁认为，总统的计划会震动全国——比如克莱就觉得国立大学的计划“肯定是希望渺茫”，他怀疑亚当斯设立行政部门扶助科学的提议在国会连五票都未必能得到——最终，亚当斯还是放弃了。他代表的领导阶层是旧时代的遗老，早就该死。过往，汉密尔顿、华盛顿，甚至杰斐逊都对某些国家计划里采取的中央集权措施颇为关注，他们也曾代表东海岸绅士，表达过下令扩张美国的普遍愿望。但是，对这些人来说，国家发展太快了，它变成了什么计划、什么命令也不接受。随着这种类型的人在政治上过时，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恶化了。亚当斯是19世纪最后一位知识渊博，同情科学目标和志向，相信培养艺术是联邦政府正确职能的白宫之主。
既然亚当斯是旧派的化身，那么安德鲁·杰克逊就是新派的象征。两人在19世纪20年代政局中的对立体现出了美国曾经所是，以及将来会成为的样子。美国人头也不回地背离了欧洲的历史，他们都以为“堕落的”欧洲比“天然的”美国更野蛮；他们担心自己先进的文明会“矫揉造作”，让自己与大自然疏远。杰克逊的拥趸就称赞他是自然之人的自然智慧的代表。他的才干尤其在于担任国家领袖，这位新奥尔良的英雄，战胜了有文化的“野蛮”英军，他能让人安心，因为他可以维系本土活力，保持住本土风格。据当时人说，杰克逊没有接受过正式训练，这恰恰是他的幸运之处，因为正式训练会损害“理解的活力和原创性”。在这方面，行动者“在大自然的学校中接受教育”，他“毫无矫揉造作”；值得庆幸的是，他“逃脱了学校里的训练和逻辑论辩”；他的“判断明晰，因没有学院派空想的思辨”；他“出奇地具备心灵的原始力量；具备实践性的常识；拥有判断力和分辨力，就所有实用目的而言，这比智者学得的知识更有价值”；他的心灵并不随着“三段论的缓慢思路”前行，它“独辟蹊径，不走分析的寻常路，也不迈着逻辑归纳的老步伐”，因为它拥有自然的直觉力，它能“有闪电之光相随”，前行中“照亮自己的路途”。
相信自己从事教师职业注定毫无一用的乔治·班克罗夫特，曾经为杰克逊没上过学的心灵大唱赞歌：
看啊，这位来自西部的白丁，荒野哺育的孩子，隐庐的农夫，他读书不多，不靠科学就继承了过去的传统，被人民的意志推举到荣誉的极点，推举到共和国自由文明的中心……他追求的政策会是什么呢？他从林莽中带来的智慧又是什么？
这种原始主义英雄，他的智慧直接来自林莽；与之相反，亚当斯就矫揉造作，因为他的经验都得自外国法庭和他完备的教育。甚至在1824年，当亚当斯赢下了奇特的四人竞选后，杰克逊反倒是当时最得民心的候选人；而当杰克逊将军四年后反过来挑战亚当斯时，结果无可置疑。两派的这场战斗毫无道德可言，有人曾描绘斗争的双方是：
杰克逊的喉舌在攻击亚当斯时给出的主要理由就是：亚当斯任性放纵，一副贵族派头，生活奢靡。在这方面最为关键的是，他的学问和政治训练非但没有被他们算作能起到弥补作用的美德，相反，它们都被当成了新的劣性。一群杰克逊的支持者就宣称：亚当斯理智方面的成就并不会让这一个国家变得更好：
他是博学，我们乐意承认这一点；但是，对于他的智慧，恕我们要质疑一下了……我们坦诚地说，我们喜欢的是家常的道理：那位伟大的英国诗人就欣然表达过这样的看法：
另一位杰克逊党徒，在谈到这两位竞选者过去的成绩时说：“杰克逊立法，亚当斯照搬。”
杰克逊对亚当斯的胜利是压倒性的。如果说，摆在选民面前的问题基本上就是选贵族制，还是民主制，故而这场胜利就是行动派战胜了智识者，那么这种观点有点夸大其词。但是，按照竞选双方互相塑造的候选人的公众形象来看，贵族制与华而不实的智识恰是一双，民主制与原始的直觉、行动力正是一对。
虽然杰克逊派极力煽动平等主义和反智主义情绪，但是，这两种情绪并未被杰克逊派垄断。不只是杰克逊主义才是平等主义——整个国家都是如此。竞争的两党制确保了哪一方都不会长久地带给选民难以抗拒的影响力，因为这样的影响手段可以复制。无论在1828年，杰克逊支持者的招数让其对手有多么惊慌失措，后者终究会吞下对修辞的厌恶，转而学着使用，这只是时间问题。没能力玩或不愿意玩这种游戏的党派领袖都会出局。
与企业家——运河、银行、收费公路、制造业的承办商——有联系的党派组织者，他们面对的一个永久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自己与民众打成一片，发现并利用各种稳妥而得民心的议题，同时又不会危及自己的利益。能与普通民众密切联系，但又能在政治管理和商业企业的世界行动自如、发挥智力功能的人，他就高胜一筹。亨利·克莱如此天赋异禀，而他也具备了人民英雄该有的诸多品质；但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初，由于他在国家舞台上待得太久，由于他的观点太为人熟知，而且与名声败坏的亚当斯关系也太近，故而克莱变得一文不值。在这一新党的大佬中，能充分把握该问题的最著名人物就是瑟洛·韦德。他曾靠激烈的济会的平等主义激情脱颖而出，并成为辉格党（后来的共和党）最重要的党组织者之一。但是，尽管反杰克逊派在1828年得到了教训，却并未能找到一个带领他们走上正轨的人物，直到脱离杰克逊阵营的大卫·克罗克特（Davy Crockett）出现。
克罗克特是边疆住民、猎人、战士、贫穷的西部寮屋族的代言人，他是美国重要的民间象征；他的自传也是美国边疆幽默（frontier humor）的经典之作。克罗克特并未因财富或教育的缺乏而感到困窘，他凭借着自己的魅力跻身政界。在克罗克特大约三十岁，刚刚来到田纳西沙洲溪（Shoal Creek）的小定居点时，他就受雇为治安官，很快又被选为该地区自组民兵团上校，之后，又被派往了州议会。1826年，偶然间有人建议他竞选众议员，他于是就去参选，成功选上，同时还留下了一些生动有趣的故事。自此，田纳西就拥有了一位这样的国会众议员：他能“蹚过密西西比河，背负汽船，披荆斩棘”，尽管天真单纯，但他在国会中毫无畏惧，侃侃而谈，因为他能“驾驭国会中的任何议员”。
克罗克特的自豪之处就在于，他代表了本土的原始风格和自然直觉。在1834年出版的自传中，克罗克特炫耀自己在田纳西法院颁布的种种决定，而那时，“他只能写出自己的名字”。“我的判决让人毫无上诉的可能；假如有，他们也会像蜡一样牢牢粘住，因为我的决定立足于普遍的正义原则和人际间的诚实，它依赖于自然天赋的感觉，而非依赖于通过学习来引导我的法律；我这辈子连一页法典也没读过。”克罗克特对常识的充分性怀有淳朴的信心，他的法律决定也许能证明这种信心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他还不满足于此：经过考虑之后，他对知识领域采取了轻视的态度。在国会生涯的某个阶段，克罗克特描述说：
有些绅士邀请我去剑桥，那里有所挺大的学院，或者叫大学；他们给人们准备好了头衔或者绰号。我就没去，因为我明白他们也会把法学博士（LL. D.）贴在我身上，要不然他们不会放我走；我不懂，为何需要把“美国国会众议员”的称号换成“懒洋洋、混日子的白痴”（lazy lounging dunce），我确信，我的选民很有一定的概率会把我的新头衔翻译成这样。我知道，我没拿过任何学位，我也不靠学位，我脑子还是有一点点明智的；我不是啥样子，我就不会冒充成那样……
在1813—1814年克里克战争（Creek War）期间，克罗克特曾在杰克逊麾下作战，当他首次参加国会时，他是田纳西杰克逊派的成员，同时也是贫穷的美国西部寮屋族的代表——克罗克特以前的生活状态就跟寮屋族非常相像。不久以后，他发现，自己对这两派的忠诚出现了冲突。一群由詹姆斯·K.波尔克领导的田纳西人试图让美国把西部的几片未被占用的土地让与田纳西州，作为捐赠，用于教育。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教育的利益和赤贫阶层的利益很不幸地产生了矛盾。身为寮屋族代表的克罗克特自然会对波尔克的土地法案感到怀疑。之前，南卡罗来纳州大学得到的土地授权已经让克罗克特的某些选民无家可归。那么此时，克罗克特得出的结论是，既然这项建议会将一部分土地收益用于纳什维尔的学院，故而它也同样会伤及他人。他指出，建设种种学院的措施并未让他的选民得到补偿，因为选民都不可以使用学院。他指出，如果“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平民的国家，如果必须建立一个大学毕业生有时会笑话的穷光蛋学校——这样的学校十分便捷，它能让我们的大孩子冬季去上学，我们的小孩子全年都可以去——特别是，如果我们用筹集来的浣熊皮或者什么小玩意就足够在学期末当作学费支付给教师，那么，我们就自认为是幸运的了”。
克罗克特在国会解释说，他并不反对教育，但是他指出，他感到自己有义务捍卫他所代表的那群民众的利益，这些人“额头的汗水浸入了他们居住的土地”，而如今，“田纳西州的州议会，为了给富家子弟修建学校”，就夺走了他们“简陋的农舍”。
我再重复一遍，我全盘反对这项措施，并不是因为我是教育的敌人，而是因为教育方面的利益需要公平处理。这套学院制度的实施是为了在两个社会阶层之间画上鸿沟——它将富家子弟和穷人子女分离开来。我的人民的孩子，一辈子都没见过学院里面是怎样，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看到……测量员、学院、享有授权的土地所有者留给他们的东西本就不多，如果骗人的机器开动起来，连这些也剥夺走，那就能说，我绝不会坐在这里保持沉默，就算是用低三下四的态度，我也要拒绝支持这项事业。
在这段话里，我们又听到了曼宁的观点：普通学校服务民众，大学学院服务有钱人。对于美国社会来说，如果就这样听任高等教育的利益和普通民众的利益出现冲突，那么无疑是一个悲剧。但是，对于亚当斯——克莱一派人来说，他们总是处于杰克逊阵营严峻的压力之下，因此，田纳西杰克逊派的分裂就成了天赐良机。不久，机敏的反对派组织者发现，如果能将的先锋收入账下，那么就给自己平添了强大的抗衡杰克逊的力量。于是，他们接近克罗克特，利用他在田纳西州与杰克逊派的疏远，以及他对杰克逊总统存在已久的怨恨，让他转向了反对派。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美国银行行长尼克拉斯·比德尔（Nicholas Biddle）的朋友马修·圣·克莱尔·克拉克的接洽和促成下，克罗克特与美国反杰克逊势力的同盟，早在1829年就开始酝酿；而且很明显，到了1832年，同盟又得到巩固。这段时期，开始有人为克罗克特写好国会发言；在他著名的《自传》中，有很多地方，也都由别人捉刀，尽管这一些内容都以克罗克特口述的语气写成。1835年，克罗克特发表了一部攻击马丁·范·布伦的作品，这本书预示了辉格党在1840年竞选中的成熟的煽动风格。
到了1840年，辉格党凭借民粹主义的修辞彻底取得了胜利。这之前，克罗克特由于太地方化，不太可靠，因此难以达到总统的位置，他遂去往得克萨斯，在保卫阿拉莫的战役中牺牲，从这时开始，他逐渐变成了神话人物。不过，还有威廉·亨利·哈里森，他在1836年总统选举中展现出了与克罗克特相似的公众魅力，而且与杰克逊一样，他也在早期对印第安人的作战中成为英雄。虽然他1811年于蒂珀卡努（Tippecanoe）击败特库姆塞（Tecumseh）的经典之战在某一种意义上算是一场惨败，但这无关紧要；凭借巧妙的宣传和公众的健忘，这场战役竟然能被美化成一桩与“老胡桃木”在新奥尔良的凯旋堪堪媲美的功绩。在1840年时，小木屋和浓苹果酒这两个话题又给哈里森带来了平易近人的特征——尽管哈里森住在俄亥俄州湖畔结结实实的大厦里。虽然事实上，经济萧条似乎慢慢的变成了击败范·布伦的重要的条件，但为了确认和保证胜利，辉格党仍然试图采用十二年前杰克逊用来攻击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宣传伎俩和歪曲手段来反对范·布伦。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查尔斯·奥格尔（Charles Ogle）就是这样在4月就奠定了4月大选的基调。在国会，他做了一番技法娴熟的演说，主题是论“总统宫室之帝王气象”。为了传播，这篇演说还做成了小册子，印了几千本。尽管改建和修葺白宫及其地基只花了区区3600美元，但奥格尔在攻击这一点时天花乱坠地描述了马丁·范·布伦的奢侈生活，让国会享受了一番。他很轻易地就让1828年攻击亚当斯的那些相似的主张黯然失色。当奥格尔谴责范·布伦在白宫安装了几个浴缸时，这番激烈的长篇大论达到了高潮，在奥格尔繁华的辞藻中，浴缸俨然成了卡拉卡拉的浴场。
1840年辉格党的一幅标语说得再正确不过了，它宣布：“我们忍辱取胜”（WE STOOP TO CONQUER）。这帮受过良好教育、至今仍然挑剔苛刻、曾经反对男性公民选举权的人，此时，竟然宣称自己是人民的朋友，而且赞同那些最为露骨、最无理性的竞选伎俩。在之前略为节制的时代里，当时的论辩所培养的杰出政治家，如今也跟某份报纸所说的“大卫·克罗克特路线”相处融洽，但在以前，他们有可能给予打压。有位内敛、文质彬彬的南方贵族，休·斯文顿·勒加雷（Hugh SwintonLegaré）就吞下厌恶，做起了巡回演说。丹尼尔·韦伯斯特也受到启发，他表示：虽然他运气不好，没有生在小木屋，但“我兄长和姐妹生在那里……我每年都要去看看小屋，我还把我孩子带过去，在他们住的地方，存在着坚忍和单纯的美德，他们会学着看重并且仿效这样的美德……”只要有人称他是贵族，那么这个人就“不仅是骗子，还是鬼胆小”，如果韦伯斯特碰到他，那人就得准备好干上一架。亨利·克莱曾从他个人的角度，私下里说，“国人诉诸情感和感情，而非诉诸理性和判断的做法……是不得已而为之，无论这种迫不得已是真实的情况，还是想当然，我都觉得难过”，但之后，他恰恰就是这么做的。
辉格党阵营中一些敏锐的人也许会避开使用这场“小木屋、浓苹果酒”竞选中的修辞，但是，如果他们还想在政界待下去的话，他们就不可能长时间地避免下去。而在美国政界里作为一股势力的绅士，他们选择自杀。约翰·昆西·亚当斯在华盛顿注视着令人沮丧的景象，他从这场嘈杂的选举中发现，“人民的习惯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变革”。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几十年前就开始了，亚当斯1829年被逐出白宫，就是辛酸的象征，而此时，变革已完成。摩根·迪克斯（Morgan Dix）评论说：“为了直接煽动下层社会，就刺激他们的好奇心，满足他们的娱乐欲，用下流、粗俗的内容引诱他们支持，这样的做法看上去还是有史以来头一遭。从那时起，这种情形就发展开来，如今，一个人要是拥有好的出身，继承了‘绅士古老的显赫之名’，那这实际上算是劣势了。”
更为清醒的阶层继续退出政界，蓄奴制和地域仇恨引起的新一波热潮又加剧了这样的情况。早在1835年，托克维尔就谈到了国会成员的“粗俗的举止”和身份的低微；假如他在19世纪50年代能回来一趟的话，他就会发现形势已经更为恶化。19世纪50年代，海军部长约翰·彭德尔顿·肯尼迪（John Pendleton Kennedy）给他的叔父这样写道：“你注意到没有，真是可悲，这一个国家连一个可以让我们骄傲而谈的政治人物也没有了？……民众已经从脑子里彻底抹去了绅士这个观念，对他不做评价了！我们拥有的所有这样的人物，几乎都被赶下了政治舞台。”1850年，弗兰西斯·鲍文（Francis Bowen）在《北美评论》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他发现，国会的参众两院都已然“变成了喧嚣、吵嚷的辩论会”。
怒不可遏的威胁恐吓，声嘶力竭的虚张声势，取代了原本平静、庄严的辩论；国会大厦的大厅上演的场景，往往丑陋得还不如斗熊场；国会的名声变得不再令人称羡，它成了文明世界里最没用、最无序、最无效的立法机关。
佐治亚州众议员罗伯特·图姆斯（Robert Toombs）也表示赞同。他在写给朋友的信里说，眼下的国会“弄了一帮我见过的最差劲的立法员……这里面充斥着飞黄腾达的批发商、走了大运的男佣、没有教区的牧师和巡回演说家，他们不仅没有智慧和知识，还毫无礼数，所以，我们没法指望能有什么好的法可立”。到了1853年，国会又不得不立法禁止检举政府的众议员得到报偿，还禁止针对行贿受贿收罚金。1859年，形势恶化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此时，国会对于议长人选都几乎达不成共识。年轻的查尔斯·弗兰西斯·亚当斯那一年正好去华盛顿看望时任众议员的父亲。他后来回忆说：
那时的参议院和众议院，我记忆犹新。两个机构都没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众议院像一座国家的斗熊场；因为那是一个属于画风丑陋的边疆佬和包工头的时代，比现在尤甚。地域情绪高涨，种种恶习昭彰；威士忌，吐痰，博伊刀成了那时的风气。当时在国会中，也只能看到这样的“风气”。而主持国会的人是又穷又老的新泽西的潘宁顿，因为实在无人可选，就让他当了议长，他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无能到极点的议长。
在美国早期，地位高的人非常有可能会颇有信心地将具备才华和声望的人招入帐下，由于他所团结的这些人，通常都在出身和财富方面并无优势，故而这样的做法不可谓不民主。比如，1808年，总统杰斐逊就给杰出的律师兼散文家威廉·沃特（William Wirt）写过一封信，沃特是移民之子，父亲只是客栈掌柜：
写此信的目的……是建议你加入国会。这是美国重要又权威的剧场；不论一个人有资格进入哪个部门或哪个机关，国会都是他的大门。凭借你的名望、才华和端正的思想，再用上必要的智慧，你就会立刻在众议院中成为这所国家机关的首脑；你很快就会得到这样的地位，之后，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考察军事、司法、外交或其他内政部门，你喜欢在哪里就一定能去哪里。你现在就是人们所说的我们的祖国的杰出才俊，能够保证，你这一生都能从事最为光荣的工作。
杰斐逊去世后没几年，这封信里的那种信心满满的设想已经遥不可及。晋升的技巧出现了转变；那些能让雄心勃勃的政治家跟公众打成一片的品质，比那些给同级或上级留下好印象的品质还要重要。从底层被推举上来的人，比由顶层选出的人还要多。
与人事选拔标准的改变相对应的是行政制度的命运。美国行政事业的首要传统是由华盛顿代表联邦党人确立的，之后的联邦党人和杰斐逊派都萧规曹随，直到1829年。这是一条绅士治国的传统。按照当时欧洲的行政标准，华盛顿对联邦机关人员的聘任条件一开始就设定得很高，尽管这带有党派性质。他要求能力，而且既强调公众声望，又看重被聘任者的正直人品；他希望，通过任命“那种我认为能给我们的祖国品质带来尊严和光彩的人”，这个新政府能够获得巩固。从一上来就能观察到，聘任人员的分布，都按照了地域这个与个人无关的原则，裙带关系被杜绝。虽然到了1792年，政治立场慢慢的变成为聘任人员的更重要的因素，但是，其影响并不是绝对的，用华盛顿的继任者约翰·亚当斯的话说：这位第一任总统还聘用了“众多民主派和最激进的雅各宾党”。当时，在招募行政人员上，影响最大的障碍是联邦政府的薪资水平不高，这是受了乡村舆论的控制；此外从一开始，行政岗位的威望就低，不足以带来持久的吸引力，甚至对于选入内阁任职的人也是如此。随着杰斐逊派取代了联邦党人，杰斐逊并没有仅仅出于政治原因而大规模地撤换行政职务，他的部分目的是为了试图平息之前时期的政治狂热；联邦党官员中，最直率、最固执、最活跃的人遭到解雇，而相对更安静的那些保留住了自己的职位。尽管杰斐逊推行了“行政岗位基本上应该两党各半”这样的理念，但是，公务员的才干还是保持住了原有水平。旧时的正直和体面这样的标准依然盛行；尽管关于杰斐逊的“1800年改革”说法纷纭，但是它并未给行政运转带来变革。在这方面，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人事选拔标准依然延续前例。
但是与此同时，在某些州，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使用党派庇护成了常规做法。行政轮换的观念蔓延开来，无论是选任职位，还是聘任职位。19世纪20年代，随着普选的发展和平等主义情绪的高涨，为党派目的，明目张胆使用庇护的做法，取代了旧式的行政传统。职位轮换被认为是标准的民主信条，而在杰克逊派看来，这非但没有会造成行政人员的退化，相反它还是社会改革。杰克逊派将得到公职的机会视为开放社会里普通人能轻松的获得的又一种机会。他们主张，岗位人员轮换会杜绝那种不民主、永远占有公职的阶层。轻易的解职，轻易的补缺，这都没有被当作行政上的缺陷，而是被视为民主的优点。在1829年12月杰克逊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他以最具权威性的方式表达了这种观念。
杰克逊主张，即使正直的人品让腐败变得想象不到，但长期享有公职的人也会养成不利于公众利益的精神习惯。在长期任职的人中，“公职被视为一种财产，政府却被视为推动个人利益的手段，而不是创造出来为人民服务的工具”。或早或晚，无论是因为彻底的腐败，还是因为“正确的观念和原则的颠覆”，政府都会背离它的正当目的，转而成为“一台牺牲多数人、支持少数人的引擎”。职位轮换会定期带来多少没有经验的生手，总统并不觉得这算什么问题。“所有公务员的职责都明白、简单——否则的话，职责就完成不了了——以至于，一个人只要有智力，就能很容易地履行职责”；公务员长期任职，虽然他的经验能带来一定的好处，但得不偿失。在这一段，还有别的几段文字里，我们正真看到了杰克逊下定决心要让新人担任公职——这属于民主式机会的一部分——并且要打破公职是某种财产的观念。杰克逊认为，公职岗位轮换的思想是“共和国信条的主导原则”。
显然，争议出现了：虽然事实上，所有人都认为行政职位是一种财产，但是杰克逊派相信这样的财产是可以共享的。他们对待行政职务的方法完全相似于他们在经济事务上的反垄断立场。如果一个社会，它的能力和活力主要源自政治机会和经济机会的扩散，那么这个社会就很可能具备更有潜力的智慧，尽管杰克逊的反对者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杰克逊相信，政府的职责简单到几乎任何人都能执行，但是，当政府的功能变得复杂之时，这种看法却又贬低专家和受过训练的人，认为他们在暗中作恶。正如美国的选举以平常不过的必然性排挤掉了绅士，专家，甚至单纯有能力的人，也都因政党制度的要求和轮换制的信条，而被局限在美国政治体系中的极为有限的空间内。教育和智识已然彻底疏远了起决策和管理作用的权力。智识在公众生活中的地位始终很不幸地依赖于绅士对教育和培训的重视，它与绅士的政治命运联系得始终都太过紧密。在19世纪的美国，这正是智识失败的原因。
